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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跟周杰伦学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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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郎朗跟周杰伦学钢琴的视频在微博上火了。看完俩人跟演小品似的一唱一和,大家都很期待,郎朗什么时候会教周杰伦唱歌。

周杰伦教郎朗弹钢琴

其实,郎朗拜过很多位钢琴老师学艺,他们有的是古典音乐界的大师。在本刊2019年第11期封面《郎朗:天才的冒险》中,郎朗拜师记是其中内容之一。以下内容为文章节选。

对郎朗来说,跟钢琴家、指挥家巴伦博伊姆大师的学习对于他打开欧洲市场至关重要。他希望自己不仅能弹好东欧斯拉夫作品,还能弹好西欧的德奥派作品,这需要跟随德奥派艺术家学习。他跟艾森巴赫学习了舒伯特的全套曲目,比如四手联弹的幻想曲,回旋曲和几首大奏鸣曲。他还很想跟一直仰慕的巴伦博伊姆学习。他的经纪公司给巴伦博伊姆打了电话,得到回复说再等十年。

2002年,郎朗与指挥家洛林·马泽尔第一次亚洲巡演,在林肯文化中心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协奏曲。马泽尔是位天才人物,8岁就指挥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9岁在好莱坞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11岁指挥托斯卡尼尼的NBC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的演出。他有强大的图像记忆能力,所有曲子都在脑子里,排练的时候不用谱,背着也能指出第几章第几个小节需要再来一遍。演奏开始之前,他神秘地告诉郎朗,今天有个重要嘉宾会来,是他一直想见但总见不到的人,“今天我把他叫来了,你要好好弹”。

那场音乐会很成功。音乐会结束后,后台门突然开了,走进来一个人,正是巴伦博伊姆,原来马泽尔说的神秘嘉宾就是他。巴伦博伊姆告诉郎朗,以前听说过他,但觉得他年龄小,今天听发现他“有点东西”。郎朗问巴伦博伊姆,是否可以拜他为师,大师同意了。

钢琴家、指挥家丹尼尔· 巴伦博伊姆, 现任柏林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图 | 视觉中国)

那场音乐会之后,郎朗12月就踏上去维也纳拜师学艺的路。初到维也纳的情景还清晰得就像昨天。“正是圣诞节前夕,维也纳漫天大雪。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看完巴伦博伊姆的音乐会,我们一起吃晚饭,第二天就开始在斯坦威小音乐厅上课。第一次上课的晚上,我课前兴奋得吃不下东西,课程结束后去买了个热狗吃。看着夜晚庄严静谧的斯蒂凡大教堂,涌上来一种幸福感。我感到人生有了新的开始,我会被欧洲承认的。”

第一次上课学的是门德尔松,还有一点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的段落。后来又陆续学了贝多芬协奏曲,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协奏曲,舒伯特的奏鸣曲,《哥德堡变奏曲》也学习了一部分。郎朗的弹法是俄罗斯学派打底,使用大臂比较多,刚开始学新的弹法,有点别扭。“上来就练手型。巴伦博伊姆说,我需要新的手型,新的弹奏方法就得用不同的肌肉来弹,特别是手掌外侧肌肉,手指的肌肉也得练。德奥作品是用手腕和手来演奏的,而用气息来控制手。”

那6个月,郎朗不停地琢磨巴伦博伊姆那种和自己不同的声音是如何发出来的。“它很理性,感情抒发是在线条里,是一条线上纵向的艺术。俄罗斯学派你的手得稍微离键盘高一点,才能产生它需要的振颤。德国音乐则更多像地面战,手稳稳当当,很少抬高,力越均匀越好。德奥派的浪漫是规则性很强的浪漫,在一个框架里实现,和我们中国人习惯的灵活性不同。”演奏有想象力和悟性是不够的,最终都得落实在手上实现,这是它非常身体性的一面。肌肉运动方式调整过来很痛苦,“开始改得都快找不到我自己,只觉得弹得很紧,发木。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找到感觉”。对音乐有了新的理解,肌肉也找到了新的运动和表达感觉,一些多余的动作自然就消失了。他慢慢发现,这种紧其实是一种松弛,一旦有了规则就可以实现高度的自由,在松和紧之间收放自如。这个时候声音的确变了,尤其是弹贝多芬的时候。郎朗的手长了很多肌肉,力量更聚集,而且知道该在何时何处精准爆破,不再滥用力量。

郎朗(摄于2008年) 图 | 视觉中国

郎朗对音乐内部有了新的观察。“贝多芬的音乐一个阶梯接着一个阶梯,越去发挥它的单音越背离它的本意,追求旋律就如缘木求鱼。它是靠整体和声来打开神秘的古典风格大门的,而勃拉姆斯可以说是贝多芬的一个延伸。”来维也纳之前,他以为自己会在音乐的感性方面领悟更多,提升精神。真正开始学了,他懂得音乐是理想化的精神性存在,但同样重要的是,音乐的结构和形式本身有时超越了这些,正是这些如钢筋混凝土的东西构筑起音乐的坚实大厦。

他也学习呼吸,“何时紧,何时松,什么地方是句子的最高点,这些就像游泳换气一样,非常基础。巴伦博伊姆既是钢琴家又是指挥,对音乐内部的构体研究得细致,在呼吸处理上极其有说服力”。他认识到“情感”之外,还有对理解音乐性来说同样重要的要素:知识。某些时候,知识能够补足和创造情感。“就像弹贝多芬奏鸣曲,当我们开始思考时,首先需要解决‘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弹,从哪些方面去想,句子怎么表达,如何换句?这就是细致的理性成分,而不仅仅是情感。在这些问题上思考到一定程度,才会弹奏出‘梦幻’的感觉——产生梦幻的感觉需要大量知识和技术做支撑,对钢琴来说,它不能仅停留在想象中。”

给郎朗上课的时候,巴伦博伊姆总是叼着大雪茄,不断地问:“郎朗你听明白没有?知道怎么弹了吗?”郎朗说“我快得哮喘了”,巴伦博伊姆就像完全没听见,只管敦促他。巴伦博伊姆是不容反驳和争论的,很严格也很威严,有时会直接说“你这么弹是地道的,那么弹就是野路子,自己看着办吧”。郎朗说:“有时候我很怕他,比小时候怕我爸还严重,他说话分量很重,有时让我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但我又从心里佩服他。”巴伦博伊姆叫郎朗“胖猴子”,因为郎朗学习能力很强,一学就会。有时他会给郎朗打电话留言:“我在柏林动物园丢了一只胖猴子,我想他了。胖猴子在哪呢?快点给我回电话。”郎朗在柏林生病期间住在他家,巴伦博伊姆为他请来医生。于是,在柏林的阴雨天,郎朗躺在老师家里,听他练习令人沮丧的李斯特《葬礼》,好在也能吃丰盛的美食。

郎朗 (图 | 视觉中国)

郎朗在柏林住了很长时间。在美国的时候,音乐氛围是国际化的。它是个多民族聚集的国家,虽然各个民族都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区,但民族特性并不突出。在德国住下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能够更强烈地体会到德意志民族的整体精神气质。他游览汉堡、科隆、慕尼黑和莱比锡等地的博物馆,拜访巴赫、门德尔松和舒伯特的故居,想象巴赫创作时在一楼仰头聆听乐手演奏的声音从二楼高处传下来的情形,也看到门德尔松极为工整的水彩画,和他音乐里矜持、淡泊的古典立场呼应。在波恩的贝多芬博物馆,他看到很多贝多芬交响曲和奏鸣曲的原稿。博物馆的文献管理员是个严肃的学者,他对郎朗说,“有些自以为自己很伟大的钢琴家、独奏家和指挥家,都应该来看看原稿”,让郎朗很受启发,“这位管理员离作曲家更近一些”。那一次学习之后,他自己感到一个新的郎朗诞生了:“他原来很感性,现在理性一些”;“虽然在舒伯特、莫扎特、贝多芬和海顿的作品上,他还有很大差距”。

跟巴伦博伊姆学习之后,2003年,他与巴伦博伊姆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录制的《柴可夫斯基、门德尔松协奏曲名录》成为他的第一张畅销唱片,在“公告牌”古典音乐排行榜上连续十周第一名。2004年,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西蒙·拉特爵士将郎朗第一次带到柏林森林“柴可夫斯基之夜”音乐会;2005年,他与祖宾·梅塔和他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美泉宫合作“为了欧洲”音乐会。他打开了德奥市场,在这两个国家一直很顺利。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1期封面故事,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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