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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领导艺术啊?(战术后仰)——记黑水芦花会议

什么是领导艺术啊?(战术后仰)记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7月21日至22日,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党中央在芦花(今阿坝州黑水县城)开了个会。长征过程中大家是分秒必争,一般小事情都不用专门开个会,那这时候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啥呢?

革命投机者张国焘

20世纪上半叶的主题是革命,有些人参加革命是为国为民,但也有些人单纯为了自己,这些人可以统称为革命投机者。

许多革命投机者从能力上来说也是大牛人物。连教科书上都占了一整篇的“五四运动”,张国焘就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中共创始人、一大党代表,可以算中共的“老领导”了。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队)在懋功(今阿坝州小金县)会师。这本来是个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此时张国焘动了歪主意。

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行军,抵达懋功时已经是衣衫褴褛的疲惫之师,只有一万人左右;而张国焘从川陕根据地出发时,有十万之众,兵强马壮。懋功会师后,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大家都同意咱们“一路向北”,去陕甘地区建立新的大本营。

但是张国焘嘴上同意,身体却很诚实,这时他干了一件事情——“电令中央”。对,就是下级组织命令上级组织。

7月9日,一封电报发到了中央:“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向中央伸手要权,并要把自己的心腹徐向前、陈昌浩任命为军队主要领导。面对咄咄逼人的张国焘,芦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

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中央做了妥协。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将自己的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张国焘,同时陈昌浩进了军委常委,陈昌浩和徐向前都扩大了指挥权,简单来说,自己要当领导,自己的人也要当领导。一场自中共创建以来,解决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问题的会议结束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在中国古代史上仿佛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放在国民党的身上也适用。中山先生去世后,最有希望接过国民革命大旗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但是咱们的老蒋借助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成功逆袭,通过军事政变,取得了名义上的正统。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实用,实际上后患无穷。为啥国民党内部许多大佬,如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等对蒋介石不服啊,因为你来路不正啊,没有真正得到党内多数人发自内心的支持。

而这在共产党身上并不适用。为啥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用了28年时间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其中与作为主要领导人毛主席个人的领导科学与艺术有很大关系。这次就从芦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简单谈一谈主席的领导科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时间拨回到1927年。那时候发生啥事了呢?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国民党卸磨杀驴,发动血腥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中共认识到,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在军事上遭到了惨败,但是播下了无数的革命火种。

同年9月,一位曾经在湖南小县城里当过小学老师的大个子,毅然放弃了曾经的教书梦,拉着一帮人就去闹革命,在这之前,他仅仅当过半年新兵,从未上过战场打仗。

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还一次次打的国民党军队昏头转向,根据地居然发展到了临近两省。(赣闽粤根据地)

如果把中共比作一家公司的话,那么共产国际就是总公司,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就是中国区的高层领导,在上海的中国区因经营不善,被迫转移,看到江西分公司的毛总搞的风生水起,那索性就到毛总的分公司去吧。

国际派的这几个人,完全照搬苏联闹革命那一套,不考虑实际情况,硬是要打正规战,要打大城市,认为毛主席的游击战是“逃跑主义”,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左倾投降主义”。不仅开大会骂了主席一顿,还罢了主席的军权。

主席不仅是根据地的创始人,也是军队的创始人,在中央苏区威望极高,当时军中许多高级干部:彭德怀、林彪等都是主席一手带起来的。主席完全可以学学张国焘、蒋介石等人嘛。但是面对中共中央来的十多个一个枪子都没有的国际派,面对同志们的指责和不理解,纵使心里有天大的委屈,但是主席还是二话不说,服从组织,交出了兵权。

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军中还有许多支持者,为了不让其他将领按照主席路线行事,这几个人干脆就让主席到外面去养病,主席也是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休养去了。在长征出发前,国际派的几个人甚至想把病中的毛主席扔在江西,不参加长征,要是没有周恩来的力保,中国革命的进程又要改写。

中共区别于其他许多组织的一点就是极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什么是党的组织原则?简单地说,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所有的制度要人来执行,而主要领导同志的表现,是维持这个制度的根本。

中共内部的将领猛人成串,但是没有一个反抗上级组织的。熟悉《亮剑》的朋友都知道,连天王老子都不怕的李云龙,看到旅长就秒怂。为啥?因为连毛主席自己在江西,让一群啥都不会干的“上级”说上就上,说下就下,前后连续三次,从未有过对抗组织,不服从组织安排的情况。毛主席自己都这么有组织有纪律,那还有谁敢不听话呢?这种人来当领导,大家才会服你,大家才会坚决执行命令,这就是以身作则。

理论联系实际,确保决策科学

话说王明、博古、王稼祥这些从苏联回来的到底和主席有啥深仇大恨,要这样对他?实际上这就是路线的矛盾。

这些最早的留学生去的是苏联,学的是俄文版的正统马列著作,一开口就是老俄语了,哪句话是马克思啥时候说的,哪句话是列宁啥时候说的,都可以给你信手拈来。

前几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海归”都很牛逼,实际上那时候的看法更严重。鸦片战争后,我们军事上失败了,最重要的是精神上失败了,我们失去了自信,觉得外国啥都是好的,外国月亮也是圆的。所以国际派一回来,就开始用苏联那一套,指导中国革命,并对毛主席大肆批判,还出现了一个经典论断:“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早在沙俄时期,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诞生了一大批产业工人。苏共带领着烧着怒火的产业工人,伴随着“乌拉”的吼叫声,冲进了圣彼得堡。所以他们认为,要打正规战,要打大城市,要发动城市工人。

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本来也没多少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中国农民人口数量多,并且有强烈的革命意愿。看过鲁迅著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受地主、富农们的压迫和剥削,那时候中国的农民是真的惨。中国大地上广袤的农村,也成了大片的干柴,遇上共产党这几个火星,就能烧遍全国,这也是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当时也有一些国际派的人选择支持了主席的路线。比如咱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当年也是正儿八经的留学生,当时还被打成了“毛派头子”。遵义会议上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张闻天、任弼时、刘伯承等一批国际派已经看到了毛主席路线的正确性。

让我想起一名“海归”用着半土不洋的话问马云爸爸:“创业以来最大的challenge是什么,您又是怎样overcome您的challenge的?”马云怼到:“海龟一定要淡水养殖,土鳖要在海里放一放,只有混养杂交,才有机会未来……”

实践一再证明,不论你学历多高、理论多牛逼、知识多丰富,不结合实际情况,都是耍流氓。

公道正派,任人唯贤

南昌起义失败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拉起了革命大旗,在全国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根据地,大有野火燎原之势。由于多在各地山区农村,也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这就像在我们一些单位、团体里,四川来的就成了“四川帮”,北大毕业的就成了“北大派”。

毛主席大方地承认“山头”的客观存在。他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消灭山头的最好办法就是领导人的公道正派。

红四方面军不仅在两河口就开始闹分裂,在巴西一带差点搞兵变,四方面军的如徐向前、许世友、李先念、陈赓、徐海东等,只要能力强,该重用还是重用。十大元帅里,刘伯承是跟着国际派一起来江西的,夺了主席的兵权后,他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人,叶剑英也是国际派,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人,聂荣臻是留学生,在黄埔就是周恩来的老部下……这些人不论你来自哪里,是哪个山头,只要能力强,认同并服从组织路线,该重用的就重用,该当元帅的就当元帅。

我们把同时期的风云人物做个对比。1927年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名义上大家都有了统一的领袖,统一的号令,但许多党内大佬觉得你老蒋来路不正,也不服气。当时山西有阎锡山,贵州有王家烈,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云南还有龙云……都是和老蒋貌合神离。

老蒋是怎么解决山头的呢?一面削弱地方军阀势力,一面用武力解决,最重要的手段,你们都不服我是吧,那我就用自己人呗。所以在国民党工作,你要不是黄埔生,你表现再好,也没啥用。于是出现了长征过程中,西南各省都执行了“一面防共,一面防蒋”的策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里,主要将领基本上是黄埔系的人。孟良崮战役,黄埔4期毕业生张灵甫率领的精锐74师快被围歼了,蒋介石天天发电报命令周边部队增援,除了黄伯韬的25师,其它部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蒋介石在黄伯韬的追悼会上还说,“如果我手下的将领都像黄伯韬这样,怎么会打不过共军?”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如果他对待各个非黄埔系的将领都像对待黄伯韬一样,他手下的将领才可能都跟黄伯韬一样。

说到张灵甫,不得不提黄克功,两个人有这极为相似的经历,却有不同的结局。张灵甫是标准的黄埔生,蒋介石的爱将,特别能打仗,是老蒋的“嫡系”;黄克功也是毛主席的爱将,是跟着主席从井冈山干起来的老“嫡系”了。

两个人都因感情问题枪杀了一名女性,张灵甫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吴海兰,黄克功枪杀了一名女青年刘茜。两人都是各自阵营的青年才俊,两人都是和各自最高领导人有深厚感情的“嫡系”,两人都有许多老同志为他们说情。最终,张灵甫被判10年监禁,仅服刑一年就被老蒋放出来“戴罪立功”,而黄克功却没有这么走运,被毛主席“无情”地执行枪决。或许国共双方的胜败,从那时已经有了定论。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凭借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关系,连杀人都可以豁免,那这个组织还有什么纪律性可言呢?又靠什么来约束,来管理呢?

毛主席长期作为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从来都是以身作则,自己从不搞特权;对待各方势力都能尽自己所能做到公道正派、任人唯贤;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能够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通过正当的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虽然有过短暂的时期被打倒,但是最终成了大家公认的领袖。

记得大学有门必修课,叫《领导的科学与艺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现在已有些忘却。但是从一个小小的会议,学习主席的领导科学与艺术,值得现在我们不论大小的每一名管理人员思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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